七十年代初，父亲在大队当会计，每月能领到20元的补助，便开始攒钱，计划买一块手表。
父亲找到在县百货公司上班的表伯，请他在县城帮自己买一块价格实惠点的手表。碰巧，表伯那时正好被单位派去上海出差，便在上海帮父亲购得一块上海牌手表，当时这款表的售价是20元钱，可这笔钱对父亲当时来说，可是半年不吃不喝的工资啊！表伯伯把手表交给父亲时说，“好不容易有机会去趟上海，就想法凑钱帮你买了这块表。买表的钱，等你有钱了再还我就是。”
父亲拿到表后，对这块表非常满意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表伯才好。回到家后，却又有些犯愁。父亲历来是怕欠账的人，父亲说他那一阵子，每天都忧心忡忡，只要他一空闲下来，满脑都是那一大笔欠款的事情，如何尽早把买表的钱还给表伯成了当务之急。
父亲说：“那时候，表伯家的人口多，开支大，而全家老小仅靠表伯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，不能让表伯帮了自己忙，还让人家为难呀！”于是父亲下决心把烟给彻底戒了，还把家里喂的一头年猪提前给卖了，才终于将买表的钱凑齐。后来，父亲常给我们讲：“当初真得感谢你表伯帮我买下了这块上海表，逼着自己把多年抽烟的习惯给改掉了。”以至于我们弟兄俩个从小受父亲的影响，也一直没有抽烟的习惯，应该说，这块手表在中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！
这块手表在物质困乏年代也曾帮了父亲大忙，也算是救了我吧。我出生的那一年，正值文革后期。谁知我一出生，母亲却没有奶水喂我，没法子，父亲只好四处买牛奶，但有一阵子，县城里拿钱都买不到牛奶。正在关乎我生存问题的关键时期，父亲被派到当时恩施地区的“大寨”——巴东泉口公社，参加“农业学大寨”会议。这个公社地处巴东全县最偏远的小神龙架南麓。会议结束后，父亲在等候公社派车送他们回县城的空隙，他抱着试试看的心里走进这里的供销社，父亲欣喜地发现：货架上居然还摆放着那种玻璃瓶装的牛奶。不过数量有限。这机会可是千载难逢！父亲决定将这三十来瓶牛奶尽数买下。那知等到结账时，父亲把随身带的钱全部掏出来，也仅够买下一半的牛奶。父亲给供销社的同志说了不少好话，并把手上的表摘下来，先抵押在他们柜台上，并给他们承诺，把牛奶送回住的地方后，就立即把差的钱送过来。幸亏，父亲找一道来开会的公社领导借到了钱，才把表给换了回来。
这块手表，父亲从七十年代开始戴起，直至996，走时一直都很准。96年9月，父亲送我去荆州上学，我们当时是从巴东乘船去沙市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乘的是“江渝”号十一点多的那班船。白天坐车坐累了，开船不久，我便睡着了，我还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躺在长江上的信号灯船里晃晃悠悠。突然间，我被一阵喧哗声给吵醒，原来轮船到葛洲坝船闸了。我们也随着众人来到船头，欣赏轮船过船闸的壮观景象。等到船闸起起落落完毕之后，轮船很快便驶进宜昌港。天渐渐亮了，父亲想着下一站就到了，于是起身去洗漱间洗了一把脸，然后准备吃东西填下肚子。等他返回我们的仓位，准备从旅行包里拿干粮时，猛然间，父亲抬头对我说：“怪哒，表给忘拿了。”原来，刚才父亲去洗漱间洗脸时，把手表摘下来放在洗漱台上了。这下可糟了，我和父亲赶紧回去找，洗漱台前除洗脸的旅客外，连表的影子都没见着。
后来，我去南方闯荡了，从深圳给父亲带了一块手表回去。结果，父亲只戴了一阵子，我就再也没见他戴过手表了。看来父亲的内心深处，一定还惦记着他那块上海牌手表。
（编辑：华华）